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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中行先生走了
——悼中行老

馬惠娣
(2006年3月3日)


    昨天上午十時,數百人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竹廳最后看望了中行老。這位在風雨中走過98個年頭的老先生安臥在鮮花叢中,還是那么安詳、平和,像是在沉睡中。
    我是從昆明出差回來才聽說先生去世的消息,我怕此消息有誤,便打通先生家的電話。他的大女兒證實了并告訴我3月1日中央電視臺早晨7點鐘《東方時空》欄目將播出有關先生的專題片,還告知3月2日上午10點在八寶山舉行告別。
    我的思緒有點亂,甚至突然感到某種迷茫。
    連日來,站立在我家專放先生書作的書柜前,一本一本翻閱他送與我的那些書,往事也一一出現在眼前。
    我與先生相識于1991年。那時我正在幫于光遠先生搜集有關對所謂《易經》研究新發現——什么從《易經》中可以解讀64個遺傳密碼、計算機的發明是來自《易經》等資料。于先生希望我多找資料,以便回擊這些沒有科學根據的論證。我不懂《易經》,自覺得這個任務完成起來有困難。因此,讀書看報就特別留意這方面的文章。
    恰巧這時在報紙上(《文匯報》?)讀到張中行先生的一篇關于“《易經》中不存在現代科學” 的文章(文章確切的題目記不清了)。我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,很快就得到他的回復,并邀我到北京大學朗潤園11公寓(?)——他的女兒的家一敘。(那時,他還沒有自己擁有的居所)
    我們一見如故。有關《易經》中不存在現代科學的問題,他談了很多,引經據典、有理有據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,他的學識十分淵博,所述觀點往往是一語中的,很深刻、很尖銳,但平和的語氣中透著“不容置疑”,敘述的氣質傳遞出一耿介書生的真與執拗。
    臨別時他取出《負暄續話》一冊,并在扉頁上簽寫了“擇本 馬惠娣女士指正 張中行 九一年九月”。
告別的時候他執意要把我送出來。我記得我們在朗潤園走了一圈,好象還走到了未名湖畔。先生邊走邊向我講起了老北大的人和事。1991年秋天的朗潤園美麗、清澈、寧靜。
    此后,我們不斷地有來往。我去他的家,他也到我家來。每次他出版的新書都贈予我,每次在扉頁上他都為我簽了字。
    我曾隨他去河北香河的老家,他講述那里的故事,探訪記憶中的那座塔、那架小橋,以及靜靜流淌的河。他說,他的青少年時代在這里度過,留下了很多很深的印象。他喜歡吃香河肉餅、小米粥,這兒做的地道!
    他喜歡講老北大的故事,他與我講過胡適、俞平伯、辜鴻銘等,講過紅樓的哪一側門前有一個燒餅鋪。
    他喜歡硯臺,有時他會從柜子里拿出那些“寶貝”給我看,給我講解。我記得有一塊硯是宋代年間的。他告訴我,20世紀60年代初人們的生活極其困難,當他在西單商場發現這塊硯臺時,20元錢他都拿不出來,但是,他太喜歡了,最終還是把它買回來了。關于硯臺典故,先生知道的很多,常常向我講起來。
    知道先生識硯,我和丈夫決定請他幫助我們買一方。那年(大概96年或97年)他幫我們在當時開在南池子皇史城中的“名硯齋”相中一塊大約20厘米厚、60厘米長、40厘米寬的大歙硯一方,價格不菲。先生說,老坑的歙硯可能基本沒有了,這塊可能是最后的作品。先生還說,這塊硯的形態以及雕工都古樸、自然。我們當即買了下來。遺憾的是,幾次想請先生寫一個“硯文”,但覺得太勞先生的大駕,最終也沒有向先生提出。
    又是哪一年(大概95年或96年?)他已經搬到了祁家豁子的華嚴里,我去看他的時候,他已備了一幅寫好的字給我?偣菜木,宣紙2尺盈余,中楷行書。送給我時,他特意裝進了一個信封里。然后他囑我說,如你要裱糊,可到琉璃廠的“榮寶齋”,找薩本了(?)先生,告訴他是我讓你來找他。先生賜予墨寶與我,讓我喜出望外;貋砗蠓磸陀^之、賞之。
    他書房中的那個舊的八仙桌,是先生每日伏案寫作的地方,是他沉寂思考的地方。他習慣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大張的格子紙寫作,一字一格。每個字都那么認真、端正,獨具魅力。文章似乎都一氣呵成,很少有改動,即使有改的地方也勾勒得清清楚楚。他不滿有人改他的稿子,他說,常常被改錯了。因此,用他的稿子是不許被改的。如果要改,那他寧可不發。
    他后來搬到華嚴里的寓所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給他的。三室一廳,水泥的地面,白灰的墻體,沒有任何裝修。他說,這樣挺好。室內的家什大多普通,但他的八仙桌、書柜(好象八仙桌上還有一個宋代某人的手書真跡)都有點歷史。
    他的飲食也很簡單。粗糧雜食是他喜歡的。他告訴我,他喜歡喝點酒,不需要豐盛的菜肴?刹皇菃,他家的門旁有時的確堆了酒瓶子。后來只要我去探他,就帶上一瓶茅臺酒。他會批評我,這是奢華。但他還會說,茅臺酒當然是好酒,留著和朋友一塊喝。前幾年他囑我千萬不要再帶了,他已經很少喝了。
    他喜歡京劇。但我沒聽他唱過。我告訴他,我也喜歡京劇。他很高興,便跟我聊起了梨園的逸事。他推崇劉曾復先生,說這位清華大學學理工的,對京劇、京劇史的研究功力相當深厚,是京劇研究大家。大概是1997年的秋季,先生帶著我來到當年的名伶梁小鸞家里(東總布胡同東北角的路口處,現在已無蹤影),同來的還有劉曾復先生、故宮博物院的朱家縉先生。梁小鸞早年師承王瑤卿,后又拜梅蘭芳,曾與譚富英、李多奎、金少山等同臺演出,紅極一時。那個下午,已是近80歲的梁先生清唱了幾段,然后又欣賞了她當年演出時留下的錄音。先生囑梁小鸞送她的《我與京劇藝術》書一冊與我。
    1998年的春節先生還把梁先生、劉先生請到我的寒舍與于光遠夫婦、陳魯直夫婦(后來成思危主席也來了)相識、相聚,共敘友情。后來先生與于光遠多有交往,偶爾會小聚在一起。
    他喜歡讀書,而且從他年輕的時候就養成了習慣。他說,他不會做家務,得宜于有賢妻。(我認識師母時,她已年逾80歲。人嬌小,背部有點駝。她仍留有舊時女人的風范——賢淑、溫良、大家閨秀。后來她患腦萎縮,每次見我去,總會說同樣一句話:“你總也沒來,怪想你的”,然后會不斷地重復這句話。師母給我留下了美好和深刻的印象。我覺得她那淡然的笑、那妥帖的舉止,對先生的成就也是一種輔佐。)
    他的書房里有幾柜子舊書,都是他青少年時代和大學期間閱讀過的。我驚訝地發現這個當年在北京大學學語言文學的才子,也讀彭加勒、羅素、洛克、盧克萊修、藹理士等大量西方的科學哲學、社會科學著作。他曾告訴過我,他的好多自由民主的思想是受到這些書的影響。他的床上靠墻一側和床頭都放滿了書。讀書、寫作是他平生最喜歡做的事。
    我的手頭存有一本《有閑階級論》,是1995年的中秋節我去看他時,他得知我正跟于光遠先生研究休閑問題,他向我推薦了這本書。這本書是先生舊書中的一本,從扉頁的簽字看,“民國28年3月17日托子明由局拿來”,還寫了“人間奇書之一,中行”。我曾問先生,如何理解此書是奇書之一?我記得他說,西洋人的學問很深刻,把富人階層剖析的淋漓盡致。這本書雖然又經商務出版社重新翻譯出版過,但我始終沒有買到新版本。所以當我還他書時,他說,這本書就留在你手里吧,反正我不會再讀它了。
    在先生眾多的弟子中,徐秀珊頗得先生的賞識。90年代中期,我在先生的引見下,與徐有兩次謀面。她小我幾歲,人很質樸,性謙卑文雅。先生評價她認真、勤奮、刻苦,曾經在北京電視大學學中文。那個時候她正協助先生編《說夢樓談屑》,并為之寫下了“編后小言”,其文風、語氣、稟性很接近先生。
    我曾見過多位先生的朋友,而先生的朋友們大多像先生的為人與氣質,是先生影響了他們?還是“人以群分”?我常尋思著。
    最后見到先生是2005年的3月。上海作家紅舒來京邀我和作家協會的張素英一同前往先生的家。那天是兩個阿姨把他從床上扶起。大家圍坐在床邊與他聊東聊西。記得他還出了個對子,還評論了郭沫若的《申甲三百年》,還說到了柳如是。我們與他合影留念。張素英還給他帶去了文聯付給他的稿費。大家打趣地說,先生得請客才是。他也笑應著“我請客”。
    ……
    先生的一生的確未曾“逐鹿中原”,未曾“驚天動地”。但他的骨子里始終是“思想澎湃”,“一種入骨的,是以大智慧觀照世間”(“自嘲”篇)。他的書、他的字、他的詞、他的做、他的行中凝聚了“八百里湖光,奔來眼底;十萬家憂樂,涌上心頭”,“四季笙歌,尚有窮民悲月夜;六朝花柳,幾無隙地種桑麻”的情與思。
    他散淡中透著執著,儒雅中透著傲骨,平淡中透著軒昂,隨意中透著嚴謹,莊重中透著詼諧。這是先生的魅力和感染力。
    先生總是自稱“平庸之人”。他在《流年碎影》的扉頁上寫下這樣的字句:“自然,人有大小,事有大小,我的人和事,都小而不大……”而在此書的“住筆小記”上又寫到:“我人平庸,經歷也平庸,未曾中原逐鹿,也就寫不出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來!碑斎,其他的書中他也是這樣自遣自己。
    正是他的“平”與“庸”,留下一個“淡泊明智、寧靜致遠的“負暄翁”。對于先生的“淡”,徐秀珊女士在《桑榆自語》一書編后記中有這樣一段話:“淡是平實,質樸,無金粉氣。味是耐咀嚼,可以再思三思。這種“淡而腴”的味道,我以為不僅關乎他的行文風格,而且與他的人生態度有關!
    先生的人生態度是什么呢?我以為,先生喜歡“負暄”,追求負暄。他以“負暄”為題完成三本書,即:《負暄瑣話》、《負暄續話》、《負暄三話》。既使《桑榆自語》、《流年碎影》、《說夢草》、《禪中說禪》等,不也是在“負日之暄”的境界中嗎!
    先生的“負日之暄”是怎樣的境界?——“找個心愛的安靜地方結廬,門外看流云,門內理殘籍。枕上,春日聽啼鶯,秋日聽蟋蟀。如此,數晨夕,盡余年。如有機緣,我將選擇哪里呢?……”(見先生《通州懷往》)
    負暄翁走了,在“負暄“處結廬。那里必是春風融融,陽光沐浴。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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